吴晓求：中国经济学应承担与大国匹配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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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吴晓求系中国人民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席、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应用经济学评议组召集人，本文为吴晓求教授在10月16日第三届（2021）中国应用经济学年会上的演讲要点，原标题为《通向未来的崎岖之路——中国经济发展与经济学的使命》。

吴晓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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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敬的夏德仁主席，刘伟校长，培勇副院长，吕炜校长，应用经济学学科评议组的各位委员，各位专家，东北财经大学的老师们、同学们：

首先我代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应用经济学评议组对第三届（2021）中国应用经济学年会在东北财经大学召开表示热烈祝贺，对各位领导和专家的光临表示热烈的欢迎。你们的到来使我们这个论坛增添了辉煌，夏主席、刘伟校长和培勇院长把公务推掉，专程来到这个论坛发表主旨演讲，非常感谢。我还要特别感谢吕炜校长和东北财经大学的老师们，对这次论坛的举办付出的辛劳。

我第一次来东北财经大学是1994年，那时我和夏德仁主席都非常年轻，在他的邀请下，我第一次来到东北财经大学，参加中青年经济学研讨会，当时他是东北财经大学校长助理。研讨会开完了，没过多久，夏德仁主席就变成了校长，我对东北财经大学一直有很深的印象。现在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秘密，2009年辽宁省委在全国引进大学校长，我好象是当时东北财经大学校长人选，人选表已在我的办公桌上，夏德仁主席可能参与了决策，辽宁要在全国著名高校和学者中选聘辽宁所属大学校长人选。中国人民大学是重点关注的大学，条件是，第一，必须是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第二，必须在中国人民大学担任中层以上的领导，那个时候我是校长助理兼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第三，必须是主流学科的教授和博士。这是辽宁省委当时选东北财大校长的三个条件，我完全符合这三个条件，我心中很向往，后来征求我的领导意见，领导说你不能走。我这个人组织原则还是很强，领导说不能走那就不走了，所以也就错过了服务于东北财经大学的机会，有点遗憾。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通向未来的崎岖之路——中国经济发展与经济学的使命。从今年暑假开始就在构想这篇论文，提交给此次年会，侧重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学理性思考。我曾对会议秘书处讲，千万不要印成精美的本子，要和参会专家的论文完全一样。秘书处告诉我，今年年会只收到你这篇论文，所以也就不存在着独特不独特了。

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40多年，为中国经济学科特别是应用经济学理论的现代化，提供了丰沃的土壤。这个时代没有辜负我们这一代经济学人。基于这么丰富的实践，我们要认真思考中国的未来。1978年底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新中国成立之时，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这是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从1949年到1978年，“两弹一星”以及当时的工业建设为中国经济做出了很大贡献，但是有一个基本的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大多数人处在半饥饿和贫困的状态。我有时候总在想，为什么前后的差别这么大？1978年之前，为什么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现在经过40多年的改革、开放和发展，中国社会全面实现了小康目标。我认为，一定是有深刻的制度原因，一定是经济发展模式不适合于中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小平同志重新确立了我们未来发展的总纲领、总方向，我们探索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这就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改革开放，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构建一个让所有的人有积极性、有创造性、有梦想、有追求财富会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的制度和机制。如果一种制度让企业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人们的创造力受到限制，社会一定会陷入贫困。贫困的根来自于思想的僵化、制度的低效率。中国通向未来之路是崎岖的、不平坦的。我们过去的改革是艰难的，前行的路有的是禁区，有的是无人区，需要巨大的勇气和超凡的智慧。原来那套计划经济体制，实践表明完全不适合于中国，我们必须走出一条新路，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在过去的实践中，我们没有照搬美国为代表的市场经济模式，基于中国的国情，进行了创造性探索。

一、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变革历程

1、资源配置：从政府统包到市场主导

改革开放前，国家的高度垄断导致市场作用空间基本不存在，背离了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否定了经济人假设，否定了人对利益追求的本性。计划经济理论和基于这种理论所构建的体制，没有解决中国的问题，没有解决中国人民的温饱诉求。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华民族走向繁荣富强的历史起点。过去的四十多年，中国从过去的政府大包大揽、统配资源，市场几乎不存在作用空间的高度集中的资源配置机制，过渡到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的体制，这既是历史的大跨越，也是理论的巨大进步。

2、发展格局：从封闭循环为主到国际大循再到双循环

1949年到1978年，中国经济主要是一个封闭循环为主的经济体。2001年12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是中国经济进入国际大循环战略的重要标志。加入WTO的20年，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20年，社会财富空前积累的20年。1978年至2020年期间，按不变价格计算的中国GDP总量增长了39倍。外汇储备从仅有的1.67亿美元增长到3.2万亿美元左右。

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基于国际形势和国内经济增长的实际情况，我们提出了“双循环”发展战略，“双循环”发展战略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市场化改革，不是要回归落后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封闭的自然经济模式。

中国发展的经验已经证明，继续推进市场化为导向的改革，继续扩大开放，参与国际分工仍然是我们的基本国策。

3、增长动力：从资源依赖到创新引领

中国经济增长过去主要依赖自然资源、人口红利等要素。虽然中国改革开放全过程伴随着制度创新，也伴随着技术创新，但经济增长形成了对资源的过度依赖模式。随着以劳动力短缺和工资持续提高为特征的“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以及“人口红利”的消失，依赖大规模资源投入以保持经济增长的方式难以为继。进入新世纪后，中国对于创新的关注，逐步由制度创新扩展到技术创新，这是新时期的重要变化。

4、宏观管理：从计划指令到宏观经济政策调控

经济运行都是有周期、有波动的，如何有效地熨平经济周期，减少大幅度波动对经济的破坏，是宏观经济管理必须考虑的首要问题。上世纪90年代后，中国开始彻底改革计划指令的宏观管理模式，走向以市场为基础的宏观经济政策调控模式。这期间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发挥了不同作用，特别是货币政策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特别重要的作用，中国人民银行创造性的使用货币政策，为中国经济的增长和经济的平稳运行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中国经济发展的特色道路

1、效率优先、重视公平的基本原则

效率与公平是经济理论中一个永恒的话题。改革开放4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基调是追求效率重视公平，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重要理论逻辑。现在中国已经进入到小康社会，必须构建新的共同富裕发展模式。共同富裕的价值基础是共同奋斗。在任何时候都要重视并保护财富的创造机制，要让财富源源不断地创造出来。

公平不是数字意义上财富的拉平，不是约束跑得快的人，而是要想办法让跑得慢的人尽可能跑起来，缩小与跑得快的人的差距，同时政府要对跑得慢的人提供帮助。

2、经济发展的“第三条道路”

依靠政府还是市场？这是重要的道路选择问题。 中国始终在不断探寻并试图优化政府边界和市场边界，既没有停留在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全覆盖的资源配置模式上，也没有完全照搬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而是试图在政府和市场之间不断优化其作用边界，在这两种模式中开辟了一条新道路，构建了一种新模式，亦即经济发展的“第三条道路”。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发挥“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作用，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宝贵经验。

3、顶层设计

重视顶层设计是中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显著特征，其中“五年规划”是中国经济发展宝贵的经验。中国顶层设计中的一个重要的管理模式是宏观经济管理部门的协调作用。针对不同的目标和任务，顶层设计中制定了不同功能的区域发展战略，也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实践。从改革开放早期的沿海经济特区，到今天的京津冀一体化、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经济圈、长三角一体化、海南自由贸易港等，这些区域发展战略有其自身的特点，又有战略分工，形成了不同时期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

4、地方政府的独特作用

郡县治，天下安。在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是中国经济成功的秘诀之一。中国在市场经济模式中，大大加强了地方政府在顶层设计到市场转化过程中的作用，这种承接转化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推动地方经济增长，各地方政府根据地方发展的实际情况制定了有差别、有特点的经济发展战略，在中央政府顶层设计的大框架中，设立与地方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开发区、工业园区等，这对整个产业结构的转型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同时，通过招商引资等方式最大限度地利用当地资源优势，进一步拉动本地区经济发展，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这个过程中所形成的地方竞争机制，是中国经济发展的独特力量。

5、货币政策为主导的宏观调控

在中国，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如何协调，以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和合理预期，具有一定的中国特色。中国人民银行履行了宏观经济稳定的职责，实施货币政策和多样化的货币工具，推动了宏观经济的协调和增长。

三、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新挑战

1、新环境：国际经济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本世纪初以来，逆全球化思潮开始出现，民粹主义以及基于民粹主义的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也开始盛行，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变得更加不确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对外依存度发生了重要变化。国际环境的变化，对中国经济依靠外国市场拉动经济增长这样一种模式，带来了基础性的深刻的变化。

2、新动力：经济增长呈现出内生性趋势

中国经济增长呈现出内生性趋势，这是我国经济进行战略转型的重要依据。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新动能来自不断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从新科技到新产业，中间具有诸多不确定性。必须创造一个与新科技、新技术到新产业变化过程相匹配的新资本业态，以此推动产业的转型和升级。

3、新目标：2035年迈向中等发达国家

从1978年到2020年，中国全面实现了建成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十九届五中全会对2035年中国经济的远景目标做了全面规划，未来五至十年，中国要把小康社会建成发达国家，到2035年要成为中等发达国家。实现2035目标的一个近期挑战，是在十四五时期面临着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问题。

4、新约束：后疫情时代、老龄化与全球气候变化

首先，新冠疫情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的约束。新冠病毒的高度不确定性，迫切要求国家在未来发展过程中，既要保障经济发展，也要加大对于（公共）卫生安全的投资力度。国家经济发展的多维目标，为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挑战。

其次，“未富先老”的人口现状影响中国经济发展。老龄化提速导致劳动力供给下降，这种未富先老的状况增加了社会的养老负担，同时也带来了需要满足养老的一系列挑战。

第三，全球气候变化也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经济发展进程。中国提出“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双碳目标，这意味着中国要用全球历史上最短时间完成最高碳排放强度降幅。双碳目标的实行过程必须基于中国的现实基础，循序渐进，防止“运动式”的现象的出现。

四、中国（应用）经济学科的历史使命

1、历史使命：与大国经济相匹配的中国（应用）经济学

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多年，中国经济的改革、开放和发展实践，为现代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广阔的实践基础。只有通过不断挖掘根植于中国经济实践当中的内在逻辑，升华为具有理论创新价值的研究成果，才可以为现代经济学注入“中国元素”，才能够凝练出既能体现理论的普适价值又具有特殊意义的中国经济学思想。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需要中国经济学界对此进行更好地理论阐释和经验总结，并据此构建与大国经济相匹配的经济理论体系，这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中国经济学者的历史使命。

2、尊重经济学常识是理论研究的起点

在经济活动中，我们必须尊重以下经济学的基本常识：坚持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坚持企业是市场的主体；尊重市场主体的权利；坚持竞争中性原则；坚持价格由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保护消费者权益；加强产权保护；坚持分工协作和利益共享原则；正确处理高税负与经济活动的关系；推动要素的自由流动。坚持信息公开原则。

3、坚持问题导向与科学性相统一

任何学科都要有自身的理论逻辑，没有理论逻辑成就不了学科。中国经济学既要基于中国实践，分析中国问题，更要进行学理化的总结与提升。在理论逻辑基础上，应用经济学发展要扎根于中国大地，研究中国经济社会发生的真问题，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或思路，从中概括出普遍规律。要坚持问题导向和科学性的统一，坚持科学、理性、客观的原则，这是学术研究的灵魂。经济学要“经世济民”，要服务于国家、服务于社会、服务于重大国家战略，推动经济的发展，这是中国经济学，特别是应用经济学科的责任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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